该公司在承包过程中，向太平洋铁路公司出具大大超过实际成本的各项开支发票，而太平洋铁路公司只加上少许合理的管理开支和利润，向联邦政府报销。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合理合法的财务运作，往往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联邦政府的这一项目大大超过预算，两年内投入了9465万美元，其中5000多万美元成了动产信贷公司的收益，而公司公布的利润远远低于实际收益，有2300多万美元流入了这一伙人的钱包。公司经理建立了一家所谓的信贷公司，然后向这家公司提供可赚大钱的建筑合同。修筑铁路的实际费用为4400万美元，信贷公司的收费却高达9400多万美元。国会议员艾米斯是这家“操纵铁路”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他为了防止政府调查这两家有联系的公司，而到处分发公司股票，受贿者中包括了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和副总统以及后来的总统加费尔德等重要人物。事发后，只有米尔斯受到谴责。

威士忌酒帮事件是指税务官员、酿酒者与商贩勾结共同偷税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事件，案件牵扯到了财政部的主要官员和格兰特的私人秘书。

而且*不仅在美国联邦政府中盛行，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更为盛行。进入19世纪中业以来，政党机器特别是地方党魁操纵着城市政府甚至州政府，他们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金主和各利益集团的幕后交易来运转的。由于能利益均沾，这种收买型*在全美甚嚣尘上。他们控制政府，利用政府合同收取回扣，利用政府职位酬劳党羽，政府成为核心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费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巴尔的摩等许多城市都曾沦为党魁操纵的工具。

譬如，以签订政府工程项目采购合同的形式将巨额财政支出转移给私人企业；许多城市的财政资金被存入与其利益集团有关系的商业银行；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特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政服务被外包给指定的承包商……

与英国好歹还有一定得贵族阶层为政府基础不同，美国那边更加的赤、裸，商人的权利更加重大，官商勾结，或者说官员成了商人手中的工具，也更加的明显。

何天爵和威妥玛在南京、广州走了一圈，惊呆了无数的新朝大臣。

这样的朝廷竟然还能持续百年，竟然还能让国家不断的发展壮大，真的是天方夜谭一般的神奇！

两人这么南北走了一圈之后，大秦内部的反对声音立刻降低了下去。朝臣大员们矛头指向不再对准该不该给士绅商贾一些权利，而是要如何防止同类的现象在国朝出现。而且议论声也已经不再限制在朝内了，而是扩散到了整个朝野。

王庆得到刘暹的示意，在威妥玛与何天爵经过上海的时候，主动联系并成功采访了两人，取得了不少一手资料，然后一个特刊爆了出来。

这一下整个大半个中国都轰动起来了。刘暹建立谘议局，这明显是给地方士绅商贾权利。些许纳税金算的什么，对于士绅商人，尤其是后者来说，谘议局议员的帽子那就相当于前清时候的捐官，而是地位、权利比捐官还要大，还要高。有钱人家谁也不会因那些税金而丢掉一张席位！

刘暹如此做一定程度上也能保证地方的岁入。大秦施行的是分税制，国税、地方税，如何区分、划分，当然是按照我大天朝的‘现成规定’来制了。还是相当得地方官员们认可和欢迎的。

这个时候就有人举着《大公报》上，作为例子证明给罗列出来的英国1870年文官二次改革的诸多条律了，认为要适当的参考结合英国人的改革，来进行国朝规划，以便于防患于未然。

期间还有人提到，英国1870年文官二次改革的条律当中，明确确立了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这一定程度上当是参考了华夏的科举制的。还有人说：大秦现在施行的文官制度，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英国1870年文官二次改革规定的痕迹。当然他们绝不敢说刘暹是参考借鉴了英国人的条律，只会是说‘英雄所见略同’，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事实上大秦现在施行的公务员制度，更多的是刘暹抄袭和汇通了后世中国的官制，英国的文官制度他有所耳闻，但天地良心，真心的没看过一眼。

何况中国自身的官制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吏部选官不仅看笔试成绩，还要看仪表气质和语言表达、书法、文字表达、逻辑判断能力等等方面的能力。刘暹对于唐时的‘身言书判’就很感兴趣，剔除了长相方面的要求，其他可是全部继承了下来。虽然是把‘言’降为了口舌清晰，‘书’降为了笔迹清晰，文理通畅，跟唐代时候的选官大大降低了难度。但相对来英国人只抠一个笔试，可是先进且有实用性太多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