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国人天生就崇洋媚外，而是在一次次的对外交涉中，国家输掉了里子、也输光了面子，让国民最后一点信心都丢失。区区一个东洋日本，就可以让袁政|府无可奈何、让国民既惊且怕。

就在这个时候，辜鸿铭站了出来，在漫天的乌云中给国人拨出一缕阳光。尽管他的种种表现给人一种封建卫道夫的形象，尽管他仍然留着象征腐朽、落后的小辫子，尽管他崇尚纳妾、宣扬忠君、并病态地喜欢女人的小脚。面对甚嚣尘上全盘西化的西学风潮，面对矫枉过正的传统文化的批评，他所选择的是同样激烈尖锐的传统文化的保护行为：用极端的方式奋起反抗，讴歌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

对辜鸿铭的保守，新派教授颇多微词，至有质疑者。经过洋务运动洗礼的一批觉醒起来的中国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腐朽才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现象的症结，所以，以白话文全面取代文言文已经在充分地酝酿，他们甚至极端地认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汉字都是“有罪”的。

这不是笑话，而是事实。像此时代知名的语文改革活动家、文字音韵学家、正史上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着名思想家钱玄同就认为汉字全面落后于时代了，要想让中国赶上发达国家，去汉字化是必须的。他的观点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作为代表：“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很多人不清楚钱玄同是谁，但是正史上建国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钱玄同在三十年前就提出并已经在身体力行了。这位语言学大师怀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在摸索着从本源上让中国再度强大的办法，只是有些过激了。

现在看来，“废汉字而求国家强大”就是扯蛋，但在那时，这个论调还很有市场，算是主流的声音了，支持者不乏文学史上的大咖：陈独秀、瞿秋白、吴玉章、鲁迅、刘半农、赵元任…因为病急乱投医，在孱弱的中国，现在实在没其它方式可以救国了么！

不要嘲笑这些先驱者，君不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电脑诞生后，无数中国科技界人士在为汉字无法输入电脑而苦恼时，曾经尘嚣一时的“汉字落后论”再一次尘哭嚣至上？七十年之后尚如此，何况当时？

辜鸿铭“逆”潮流而尊中国文化，当然会让很多人反弹，引来批判声不断。加上他文学思想保守，作风却很新潮，总有给人批判的子弹。因为别看他极力尊儒尊孔，但你若认为他完全受儒家传统熏陶，他也会说一些让孔夫子汗颜的话，譬如他曾跟英国同行大肆鼓吹中国妓|女的文化品位：“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必须去‘八大胡同’亲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优雅、殷勤及其妩媚娇柔，但又不失尊严的风度，特别要注意污言秽语会多么让她们脸红……”

对此张汉卿倒引为知音，这才是“君子坦荡荡”么！敢做敢说，这才是大丈夫么！再说，逛八大胡同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什么大罪过，胡适、郁达夫、陈独秀…都逛过。当然名士们有此“率性”之举也不全为性，而是中国文人有这个传统，不去青楼你都不好意思搞创作！

也许骨子里就有这种对士大夫逛青楼的包容性，反正张汉卿以小小年纪在北大坚定地追随辜鸿铭的脚步让他在这里从默默无闻到备受瞩目，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没办法，这时候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坚定的“崇洋媚外”，也许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是非常精确，但确实是几十年来备受欺凌的有知之士的共识。唯有变法才能救中国，唯有学西洋、学东洋才能强中国，“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皿煮）两位先生才能援中国于水火。所以尽管大家同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但主流意见对辜鸿铭于新文化思潮的抑制是抨击的，使他在新潮青年云集的北大特立独行，但他旁若无人、我行我素。

只有张汉卿似乎理解这位文化巨匠的内心世界，甚至在上他的课时强烈地呼应说：“我非常赞同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推崇，我认为不是中国文化不行，而是歪嘴的和尚把经念歪了！中国在有史以来的上千年在科技和经济甚至文化方面都全方位领先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仍然保持着它旺盛的生命力，这充分说明中国文化自有其独到之处，正所谓‘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岂能因为一点点的挫折就数典忘祖了？以中国文化包容兼蓄的特点，我们完全可以吸纳一切外国先进的经验、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但是全盘否定自己就矫枉过正了。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经过我们这一代、两代人的努力，它一定会重新焕发光辉的！”

这是他正好借着“二十一条”让国人憋着一股气的机会表达他的世界观，也是他在穿越以来的第一声呐喊，从即将成为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精英发源地的北大发出，有一种浓厚的宿命感。